试论南宋名宦汪纲对绍兴城市建设的贡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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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屠剑虹

越州从宋建炎四年(1130)四月始,曾一度成为南宋的临时首都,为时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。次年正月,宋高宗取“绍奕世之宏休,兴百年之丕绪”之意,改元绍兴,并且“仿唐幸梁州故事,升州为府,冠以纪元”[1],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。绍兴元年(1131)十一月,南宋朝廷决定迁都临安,并在绍兴二年(1132)初开始迁离。南宋朝廷迁移后,绍兴依然作为陪都存在,成为一个府的府治后,依然是南宋朝廷的陪都,此处既是王室的陵寝所在,又设有浙东安抚使、提点刑狱使、提举常平使等路级机构,城中还有天庆宫、报恩观、天长观等行宫和皇室祭祀点。绍兴六年(1136),朝廷宣布临安以外的全国大邑40处,山阴就名列前茅[2]。南宋一代,除首都临安以外,绍兴与金陵齐名[3],为全国两大城市。值得指出的是宋嘉定十四年(1221)至宝庆三年(1227)汪纲(字仲举,南宋安徽黟县人)知绍兴的一系列举措,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绍兴城市的基本格局。本文试以宝庆《会稽续志》为主要依据,试论汪纲在绍兴城市建设方面的贡献。

一、科学规划,合理布局,完善城市功能

南宋偏安江南多时,在此期间,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,给南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、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,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。绍兴作为浙东中心城市,又是南宋的陪都,更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南宋嘉定年间,虽然没有爆发宋金之间大规模战争,但金人的威胁依然存在。随着绍兴政治、经济地位的崛起,绍兴知府汪纲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扩建府城、重修各城门及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性。为此,他从绍兴城市发展的长远考虑,制定了科学规划,大修城池,疏浚河道,修筑道路桥梁,其规模之大,范围之广,史无前例。

隋开皇中,越国公杨素将范蠡修筑的山阴大城(周20里72步,不筑北面),加扩至周四十五里,高一丈七尺五寸,上广一丈五尺,下广二丈七尺,女墙七千六百五十,皆高五尺,名曰罗城。唐乾宁中钱重修。北宋皇年间,绍兴知州王逵重修罗城且浚治池壕。嘉定十三年(1220),绍兴知府吴格又重修,后多摧圯。嘉定十六年(1223),汪纲乃按罗城重加缮治并修诸门,史称“宋城”,城周长二十四里,设城门九。“城之东,曰五云门,即古雷门,晋王献之所居,有五色祥云见,故取以名门;有水门曰都泗,旧都赐;东南,曰稽山门;水门曰东郭;西曰迎恩门,唐昭宗命钱讨董昌,以兵三万屯迎恩门,则迎恩门之名其来久矣;西南曰常喜门,又谓之偏门;南曰植利门;北曰三江门”[4]。在修缮城墙并诸门的同时,“以至堰埭亦皆修筑”[5]。汪纲在重修罗城的同时,对子城亦一并修之,对缺损破坏的谯楼及镇东军门、秦望门等建筑均作修缮装饰,遂为一郡壮观。城墙、城门和护城河的修建,既增强了城市的防御功能,又有利于水上运输和排水抗洪作用的发挥。

南宋时,绍兴府城内已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河网水系格局,城市的运输功能主要依赖水路。凡有河道的地方,所有的物资运输以至人员出行往来都用船运。当时府城的常住人口已超过10万,从人员出入及物资运输方便考虑,民居、商铺、酒楼甚至工场等建筑皆多依河或沿街而建。日积月累,河床的淤泥逐步抬高,船只经常搁浅,河亦岁久皆坏。汪纲遂重砌了河,对城内的河道作了疏浚,使大小支流纵横交叉,皆可互通舟楫。河道的畅通,带来了水上交通的便利,府城内樯橹相接,船舶如梭,水上运输重现繁忙景象。

随着绍兴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贸业的兴盛,城市道路日显拥挤。府城内的道路已久不修治,且多为泥土路面,一遇下雨天,路上的泥淖几乎没膝,行人苦不堪言。泥泞的路面不仅影响路人通行,也有损城市市容,于是汪纲着手修建城内道路和城市对外主要通道,采用石块铺筑路面,“始于府桥至轩亭及南、北两市,由府前至镇夷军门,贤良坊至府桥,水澄坊至鲤鱼桥,沿河夹岸迤逦增筑,暨大小路、迎恩门外至虹桥、牵汇,坦夷如砥”[6]。使府城内的道路有了“天下绍兴路”的美誉,“井人嘉叹:实为惠利悠久”[7]。嘉定十七年(1224),汪纲又对城内向外的道路作了修建。斜桥坊路是府城通往台州、宁波等地的交通要道,每逢下雨天,路面泥泞难行,汪纲命伐石砌,使二州往来者甚便。

由于众多的道路都是由桥梁接续延伸,桥梁为行人及货物的运输在跨越河道时提供了最为安全的通行条件[8]。因此,南宋时绍兴桥梁的数量十分惊人,至宋嘉泰元年(1201),府城内已有府桥、纺车桥、斜桥、五接桥、小江桥、落碧桥、八字桥、广宁桥、大庆桥等99座桥梁的记载,无名小桥则不计其数。在这些桥梁中,有很大一部分是南宋时建造的,而且有些桥梁的技术水平已达到了相当先进的高度。如建于宋嘉泰元年之前,位于府城东南的八字桥系梁式石桥,筑于三河汇合处,兼跨三河,与三条道路相衔接。八字桥设计科学,布局合理,巧妙地解决了三街三河复杂的交通问题,堪称中国古代石桥的精品杰作。

由于年久失修,有的桥梁成了危桥,有的桥梁已经倒塌。汪纲遂对城内的桥梁作了加葺。如将原用砖砌而成的摇摇欲坠的府桥,改建为石砌拱桥,桥面两侧石栏、柱头,雕饰精美。桥面加宽后,府桥一带翕然成市,遂为壮观。修缮府治前的莲华桥,随后依次修建了拜王桥、西双桥、水澄桥、大善桥、县桥、清道桥、鹅鸭桥、木瓜桥、章家桥、里木桥等,连同已圮毁的桥梁也一并重建了[9]

此后,绍兴城墙更为坚固,河渠畅通,堤岸坚实,桥梁一新,城市面貌大变,绍兴的水上航运也更为发达繁荣,通瓯达闽,浮鄞达吴。

二、开浚运河,修筑堤塘,改善城市水环境

汪纲上任伊始,就作出了一条重要决策,即开浚山阴萧山古运河。这条“运河自萧山县西兴六十里至钱清堰渡堰,迤逦至府城。凡一百五里”[10]。自南宋乾道年间(1165-1173)西兴运河即与山阴古水道连通,成为萧绍运河,使这条运河的重要性与日俱增。运河西通钱塘,东达台明,诸如漕米、食盐和其他物质的运输及官商人的往来,都依赖这条水运要道。到南宋嘉定年间,古运河“自西兴至钱清一带为潮泥淤塞,深仅二、三尺,舟楫往来不胜牵挽盘剥之劳”[11]。运河沙涨,造成交通堵塞,往来不便。嘉定十四年(1221),汪纲上奏朝廷开浚运河,除本府自备工役钱米外,蒙朝廷支拨米三千石,度牒七道,计钱五千六百贯,添助支遣,通计一万三千贯,以疏通古运河。组织民工修建设施,以防淤泥再入[12]

运河开浚畅通后,舟楫无阻,人皆便之。极大地促进了水上航运的繁荣和发达,也由此带动了绍兴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市场繁荣。

修筑海塘、增筑沙路,是汪纲上任后的又一利民之举。清风、安昌两乡,濒临大海,有塘岸以御风潮。嘉定六年(1213),因遭海浪怒潮侵袭,使原本并不坚固的海塘终于溃决,决口达五千余丈,七万余亩田地被淹没后盐渍化,二万余户居民的房屋倒塌,十万左右人员流离失所,两乡仅一年的赋入损失即以万石计。嘉定十年(1217),知府赵彦炎奏请朝廷拨款,主持修筑了海塘,即山阴后海塘,共6120丈(约20399.8米),堤塘有三分之一用石块砌筑而成,于次年夏天毕工。海塘之坚固,维系着萧绍平原百姓的安危,是沿海地区的生命线、生存线,也是萧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安全屏障。汪纲十分重视海塘的安全,上任后即下令对海塘时加巡视修护,加固千里海塘,确保百万生灵。同年,汪纲又增筑了位于府城之西门,距西兴逾百里的堤塘,时称新堤。该堤长年以来外为牵夫蹂践,内为田家侵掘,废坏已久,堤塘成了泥涂。每逢初夏发大水时,河水满溢,从堤塘决口处淹没农田;当秋天骄阳仍如火烤之时,田水早已泄而不留。水灾干旱,严重影响了农作收成。嘉定十四年(1221),汪纲重筑堤塘,皆用石料砌筑而成,使行人走路无淤泥溅衣之苦,舟行有纤夫拉纤之便,田有畔,岸水有储积。同时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了施水坊,共8所,各5间,可供过往行人休憩。又从长远考虑,为守坊者解决了生计问题。[13]此举使百姓得以安居,水利设施有了改善,农作获得丰收,交通畅行便利,可谓利国利民,因而深得民心。

汪纲于嘉定十六年(1223)重新修砌了长约400余丈(约1333米),位于会稽县东七十余里千秋乡的菁江塘。该堤塘的修筑,解除了当地百姓遭受风潮袭击、水侵湖田之苦。次年,又筹资三千万,米千斛,椿条五万余,对西兴沙路作了修建,该沙路长1140丈(约3800米)从沙上直抵江岸。修建后的沙路宽阔平坦,行人皆称便之。嘉定十七年(1224)三月,宁宗皇帝灵驾发引,即由此条沙路捧擎径达于河,[14]再由水路抵达攒宫皇陵。

汪纲从开浚运河,修筑堤塘等水利建设着手,消除了旱涝之患,许多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重返家园,安居乐业,大大促进了农副业发展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实施这项固本保民的措施,维护了社会稳定,增加了地方财政实力。

三、修葺名胜,保护古迹,传承历史文脉

绍兴府治,背枕卧龙山。唐代时州宅内亭台楼榭,胜迹非凡,犹如仙境。唐诗人元稹曾作《以州宅夸于乐天》之诗篇:“州城迥绕拂云堆,镜水稽山满眼来。四面常时对屏障,一家终日在楼台。星河似向檐前落,鼓角惊从地底回。我是玉皇香案吏,谪居犹得住蓬莱。”唐时州宅之胜可想而知。乾宁二年(895),董昌在越州称帝,自封罗平国王,举起反旗,以州治厅堂作为宫殿。钱奉昭宗之命平董昌之乱后,厌恶董昌宫殿伪迹,将其毁后又重新建立。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初驻跸越州,以州治为行宫,将州治中之设厅改作明堂,行祭天祭祖大礼。宋高宗迁都临安后,行宫复作州治。至宋嘉定十五年(1222),州宅已破败不堪。汪纲自谯楼以至设厅、由廊庑吏舍内自寝堂、燕坐疱之所,悉治新之。工程自嘉定十五年春开工至十六年冬落成。重修了多稼亭、观风堂、清旷轩、真武堂、贤牧堂、常衙厅、秦望阁、棣萼堂、清思堂、青隐轩、延桂阁、招山阁等建筑,同时又加建了多处建筑,从而成为卧龙山之胜景。如用唐代元稹“州城迥绕拂云堆”和“四面常时对屏障”之诗句,分别创建了名为“拂”、“四面屏障”等建筑;用宋代张伯玉“疏竹间花阴,了无尘土侵”、“燕寝长居紫府春”及“州宅近云根”之诗句,分别在清思堂之北和州宅后创建了名为“无尘”、“燕春”、“云根”等建筑,还创设了镇越堂、月台、云壑等建筑。此外,汪纲一并对府治官廨作了修建[15]。重修了提刑司、提举司、安抚司签厅、通判厅、签厅,使这些建筑“稍称大府之体”[16]

由于南宋王朝偏安江南,北方大片领土陷入金人之手,许多爱国之士和将领日夜思念收复失土。为激励人们继承和弘扬越王句践卧薪尝胆、发愤图强的精神,汪纲在近民亭遗址上建造了越王台。越王台高十丈,气象开豁,目及千里,为一郡登临之胜。在越王台左侧筑了三大亭,各篆字刻之[17]

望海亭是越城古景。该亭初为越国大夫范蠡所筑,名为飞翼楼。登楼眺望,可观察吴国入越动静。唐时在飞翼楼址上筑亭,因登亭可望后海,故称望海亭。北宋祥符中(1008-1016),高绅植五桂于亭之前,将望海亭易名为五桂亭。后亭废,桂树亦不存。嘉中(1056-1063),刁约增扩旧址后再建,复名望海亭。到南宋嘉定年间,亭已破败不堪,十五年,汪纲又重修望海亭[18]

蓬莱阁在设厅后,卧龙之下,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,由吴越国王钱所建。其名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诗作。蓬莱阁建成后,成了郡城中的标志性建筑,巍巍壮观,非同凡响。南宋状元王十朋所作《蓬莱阁赋》中云:“越中自古号嘉山水,而蓬莱阁实为之冠。”历代均十分重视对蓬莱阁的保护和维修。嘉定十五年(1222),蓬莱阁其坏尤甚,旧景不再,汪纲遂作了重修,使其重现风采[19]

清白堂在蓬莱阁之西,卧龙山之足。北宋康定元年(1040年)范仲淹所作。范仲淹徙知越州,在府山西岩下获废井,泉甘色白,他爱泉之清白,遂将井旁的一座凉堂改名清白堂,以“清白”自励。到南宋嘉定年间,该堂不存已久矣。十五年,汪纲命访其所,将其旧址上的都厅重加整葺,恢复范仲淹的“清白堂”旧匾[20]

西园,在卧龙山之西。“府治,据卧龙形胜处,龙之口,府东门也,龙之尾,西园也”[21]。自吴越时此处已为游观之地。随着钱氏王室举家北徙,此园遂废不葺治。北宋景三年(1036),蒋堂出知越州不久,即复其旧观。后园内亭宇多坏。嘉定十六年(1223),汪纲对园内景观作了增葺,又创“憩棠”一亭,颇为华丽[22]

除了对府山一带的景观进行改造外,汪纲还十分重视教育,绍兴历有重学传统,南宋时学风尤盛,“南渡以后,弦诵之声,比屋相闻”[23]。嘉定十五年(1222),岁逢大比,汪纲整葺贡院,增屋三十间,将贡院庭中之泥地全部改建成石砌之地,院前待试地亦填石[24]。嘉定十六年(1223),汪纲在巡视学校后,认为建筑简陋破损,于是决定将其修缮并扩建。

小教场,宋时位于卧龙山上,是教阅、操练军兵以及日常习武的场地。汪纲在教场“院地前筑台门,缭以墙垣,中为堂,曰‘威武’,以为常教之所”[25]。在小校场之侧设立了制造军械的都作院,建屋20余间。绍兴地处都城临安之侧,系通往海防据点明州(今宁波)之咽喉,故为内地之重镇。府城内除有厢军屯驻外,在水沟坊、卧龙山、秦望门、鲤鱼桥均有禁军驻守。嘉泰元年(1201),绍兴府城内驻有军兵近七千人,嘉定十六年(1223),府城中有军营12个。由于军舍不足且多已破损,军兵皆僦居于外,因而军纪极为涣散。汪纲针对绍兴驻军人员众多,但军舍不足的现状,对原有军舍作了修缮并又建屋一千余间,所有军兵均入营垒,使军纪有所好转[26]。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,在府城内又增建了苗米仓、糯米仓、银器库、军资库、书籍库、轿库、炭库等数十处物资仓库以及酒楼、馆驿等建筑[27]。北宋重视道教,绍兴一带信奉的是道教旧派正一教。但事佛之风亦颇盛。两宋时期,在前代所创佛寺庵舍的基础上,在府城和山会两县又新建了佛寺42处,庵舍41处。皇室对于宫观及佛寺庵舍的护持胜过前代。朝廷先后多次对宫观及佛寺敕赐匾额。南宋时,绍兴的一些著名佛寺,还与赵氏宗室的关系相当密切,如“光孝禅寺,专奉徽宗皇帝香火,实际成了赵氏宗室的家庙”[28]。嘉定十五年,汪纲大修宫观及寺庙,重修了天庆观、告成观、千秋鸿禧观、报恩光孝禅寺、本觉寺、城隍显宁庙等[29]。有些宫观及寺院遂成了当地之胜景。如千秋鸿禧观,又名天长观,位于会稽县东南五里,系纪念贺知章而建。汪纲认为原有宫观偏小,因而对天长观的六十余间房屋作了更新,又增建了真武殿、先贤列仙祠并贺秘监祠、爽气堂。在天长观之前筑了一园,取名“赐荣”。汪纲在园中之柱上题写了李白忆贺知章之诗:“敕赐鉴湖水,为君台沼荣。”园中筑了幽襟、逸兴、醒心、迎棹四亭。又筑长堤十里,夹道皆种垂杨、芙蓉。春波桥横跨湖面,犹如长虹卧波。此处春和秋丰,花木林影,左右映带,风景尤胜,成了越中的清绝之地[30]

四、扩大厢坊,完善建置,奠定城市基本格局。

在唐代以前,“越城之中多古坊曲”[31],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分设,“坊”内住有居民,“坊”之四周筑有围墙,坊内有一条或两条大路通往坊外,是“坊”的主干道,又有若干小路交叉,称为“曲”。作为商业区的“市”则设在“坊”的外边,在市中设“肆”。到唐代末期,随着城市发展和商业经济的活跃繁荣,这种传统的坊市制已有所改观,居民区的坊墙亦渐被拆毁。至北宋大中祥符时,绍兴府城内已有新的坊巷聚居制的记载,城内共设32坊。而“坊”的功能则从居民区演变为行政区划,其间包含一定的商业网点。从绍兴初年始,绍兴城市发展很快,到绍兴二十七年(1157),城内俨然一派繁华景象。南宋状元王十朋在出任越州签判时,从卧龙山顶俯瞰这座城市,写下了描述绍兴城市的美文佳句:“周览城,鳞鳞万户。龙吐戒珠,龟伏东武。三峰鼎峙,列障屏布,草木笼葱,烟霏雾吐。栋宇峥嵘,舟车傍午。壮百雉之巍垣,镇六州而开府。”到宋嘉定十七年(1224),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科学合理规划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,府城内已形成了“一河一街”、“一河两街”和“有河无街”的水城格局,纵横交错的河道与街道,把府城分割成许多坊巷。于是汪纲把府城内的建置扩大到五厢96坊,“厢”就是由一定范围内的坊巷、街道、商店和市场所构成的。这个规模为大中祥符年代的三倍。其时,除临安外,绍兴为其它城市所不及。临安作为南宋都城,规模庞大,城内共设九厢85坊,明州城区分为四厢54坊,湖州城区分为四厢55坊,严州城区分二厢19坊。绍兴的城市规模和地位显然高出其它各府。

厢坊制的建立,彻底打破了官民分居、坊市分离的格局,官府衙门、贵戚府第与一般市民住宅互相杂处,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散布于城市各处[32]

绍兴五厢96坊的具体设置是:会稽县界设第一、二厢,计40坊。山阴县界设第三、四、五厢,计56坊。

第一厢下分外竹园、里竹园、晋昌、元真、外钟离、里钟离、静林、甘露、外梧柏、里梧柏、杏花、亲仁、目连、季童、义井、新路、小新、都亭、法济、孝义、礼烟等21坊。

第二厢下分棚楼、花行、日池、月池、照水、小德政、宝幢、庆陵、石灰、朴木、乐义、永福、押队、诸善、上党、义井、祥符、詹状元、莫状元等19坊。

第三厢下分西河、小驿、南市、富民、华岩、铁钉、蕙兰、德惠、大市门、治平、甲子、开元、南观仁、狮子、云西、菩堤、耀灵、植利、采家、柴场、京兆、天井、水沟、大新、河南、施水、船场、府桥、桐木、槿木、爱民等31坊。

第四厢下分贤良、火珠、少微、板桥、北市、瓦市、双桥、水澄、新河、大路、石灰、锦鳞、武勋、书锦、迎恩、草貌、笔飞、斜桥、戒珠、王状元等20坊。

第五厢下分教德、卧龙、车水、显应、秦望等5坊[33]

值得一提的是,绍兴府城内各坊的名称,反映了绍兴的地域文化,有的取自桥名,有的取自宫观、寺院之名,有的取自市场之名,有的取自当地风俗礼仪,类型很多,不胜枚举。尤其是绍兴府聚居着许多官户,大多都是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的,他们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所在的城市,若是得中状元,更成了当地的荣耀,有的坊巷即以此为名。宋淳熙乙末(1174年),郡人詹得中状元,其所居之地德政坊更名詹状元坊。此后21年,莫子纯又中魁,于是复立莫状元坊。之前,绍兴已有状元坊之名。王佐在高宗绍兴十三年(1143)中进士第一,其时,府城中首次将一坊取名状元坊。到嘉泰元年时,王状元坊已废,只有詹、莫二坊了。嘉定十七年,知府汪纲在王状元坊旧址上重建,并恢复旧名。同时在96坊之前新筑华表,重题坊名[34]

在这五厢96坊中,又设置了照水坊市、清道桥市、大云桥市、大云桥西市、龙兴寺前市、古废市、驿地市、江桥市等八个集市,组成了城市内部的商业网。

结语

《宋史》说汪纲“机神明锐,遇事立决。在越佩四印,文书山积,而能操约御详,治事不过二十刻,公庭如水,卑官下吏,一言中理,慨然从之”。汪纲担任绍兴知府长达七年,任期内勤勉工作,上得朝廷信任和赏识,下受同僚乃至一方百姓的拥戴。理宗“特畀二秩,守户部侍郎,乃赐金带。卒后,追赠宣奉大夫”[35]。越人闻汪纲卒讯,“有相率哭于寺观者”[36]

汪纲在嘉定年间对绍兴的大规模建设,其规划体现了前瞻性、科学性和合理性。他在保持城市原有风貌的基础上,充分考虑绍兴城市的长远发展,使城市功能得以完善,城内的厢坊建置、街衢布局、河道分布等基本定形,历元、明、清直至民国,都没有大的变化。他在建设中突出古城保护的理念,尤其是重点保护城市的水系和名胜古迹,修建公用设施,建设民生工程,传承和弘扬绍兴历史文化,可谓造福于民,泽被千秋。他以廉洁勤政取信于民,兴建公共设施,汪纲带头捐款,而个人则“服用不喜奢丽,供帐车乘,虽敝不更”[37]

汪纲对古城的建设,进一步巩固了绍兴作为京畿重镇的地位。他在城市建设中所体现出来的理念,在当今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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